虐待儿童杀害罪 | 韩国大法院对虐待儿童杀害案件中行为人未必故意的判决分析

涉嫌虐待儿童杀害罪的被告人是女性A女士。

A女士与男性B先生共同生活数年，一直维持事实婚姻关系。

二人当时共抚养3名子女，包括B先生与前妻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生的1名子女，以及二人同居期间所生的2名子女。

遭受虐待的是B先生与前妻所生的男童C某。

A女士看到C某不太听从自己的指示，行为有些散漫，因此一直承受着很大压力。

当时正值孕期的A女士流产后，将所有原因归咎于C某，并表现出强烈不满。

问题在于，A女士内心的这种不满最终演变为虐待儿童的犯罪行为。

A女士使用鼓槌、搁板支撑杆、塑料衣架等各种工具殴打C某。

她还用铅笔扎刺C某的腿部和身体200余次，对其实施虐待。

结果，正处于生长期的C某体重反而在短短1年内下降了近10kg。

遗弃和放任行为也在持续。A女士以居家学习为名不让C某上学，还将孩子关在房间里，要求其抄写。

就这样，C某的身心日渐衰弱。

案发前一天，C某同样被A女士击打身体多处数十次。A女士将C某绑在书桌前的椅子上，使其超过16小时无法动弹。次日，C某最终死亡。

韩国检察机关以涉嫌虐待儿童致死等罪名起诉A女士，并以涉嫌惯常虐待儿童等罪名起诉明知上述情况却予以默许的丈夫B先生。

审理虐待儿童杀害罪的一审、二审法院认为，A女士没有“杀害”意图。

法院认为，对C某的压力和不满尚不足以成为杀害C某的动机。

法院还说明，难以断定将C某绑在椅子上、用衣架等物品殴打以及用铅笔扎刺等行为本身造成了死亡结果。

同时，考虑到C某在死亡两天前还曾外出购买并饮用饮料，死亡前不久也曾与A女士说话等情况，法院表示，A女士似乎也难以预见C某死亡这一结果。

此外，A女士在家中安装了家用摄像头，但在C某死亡前并未提前拆除，也没有销毁能够反映其虐待情形的各种证据。法院补充称，从这些情况来看，A女士作出了难以视为具有杀害意图者会实施的行为。

基于上述理由，下级审法院对A女士适用的并非虐待儿童杀害罪，而是虐待儿童致死罪。

法院还认为，A女士惯常实施虐待、放任及遗弃儿童等嫌疑均足以认定，因此对A女士判处重刑。

法院也对C某的父亲、A女士的同居伴侣B先生判处了实刑。

下级审法院指出，B先生明知自己的儿子C某经常遭受殴打，却没有努力解决问题，反而体罚C某并对其辱骂，参与了虐待行为。

检察官要求重新审理虐待儿童杀害罪的上告，最终获得韩国大法院支持。

韩国大法院认为，有较大余地认定A女士对杀人具有未必故意。

韩国大法院首先说明，在虐待儿童杀害罪案件中，如果被告人主张自己没有杀害故意，则应考虑虐待儿童犯罪的特点，仔细审查被告人与被害儿童的关系、被害儿童的年龄、发育程度及健康状况等情况。

韩国大法院还说明，应综合考虑行为人在被害儿童死亡前是否持续实施严重虐待，是否予以旁观或遗弃等犯罪前后的全部情况，判断是否构成虐待儿童杀害罪。

韩国大法院指出，自C某停止上学后至死亡前不久的约3个月内，其遭受虐待的程度进一步加重。

当时，C某的体重正在急剧下降，身体部分伤口因未能及时接受治疗而逐渐坏死，口腔内还遭受严重烫伤，甚至无法正常进食。

但A女士即使已经知道C某的健康状况达到严重程度，仍继续对其殴打数十次，还曾捆绑C某的身体。

韩国大法院认为，C某在死亡数日前健康状况便已恶化，因此如果再次持续实施严重虐待，A女士应当完全能够预见可能或有风险发生致命结果。

但韩国大法院指出，A女士无视这一情况，继续实施虐待，并在未采取任何措施的情况下放任C某不管。

韩国大法院表示，原审对虐待儿童杀害罪中杀害故意的法律原理存在误解，并因此作出了影响判决的错误，故支持检察官的上告，撤销原判并将案件发回原审法院重审。

虐待儿童杀害罪于2021年3月新设。

这是因为一名16个月大的被收养儿童长期遭养父母虐待后死亡的所谓“郑仁事件”，推动了《关于儿童虐待犯罪处罚等的特例法》的修订。

对于虐待儿童杀害罪，与普通杀人罪一样，证明“故意性”最为重要。

如本案所示，各审判机关对“故意性”的判断会存在细微差异。采用何种证据及策略参加审判，必然会影响审判结果。

如果因相关嫌疑接受调查，或者作为被害人决定提出控告，必须寻求刑事专业律师的协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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