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稿】非面对面医疗完全被允许，医务人员必须警惕的“法律陷阱”

非面对面医疗不再是一项可选服务，而正在成为直接关系到医疗机构竞争力的因素。慢性病患者、回国患者、行动不便的患者、上班族等已经将不去医院就诊、开药的可能性作为重要的选择标准。在同一治疗区域内竞争的医疗机构都有非面对面就诊管理制度的情况下，如果不运营，患者退出是不可避免的。特别是在高血压、糖尿病等慢性病的管理、检查结果的解释、术后进展的确认等方面，非面对面治疗是同时提高治疗效率和患者保留率的有效手段。

非面对面医疗是“有条件制度化”而不是完全允许……有扩大到刑事和行政问题的风险

通过2025年12月的医疗服务法修订，将非面对面医疗纳入永久性体系，但同时设定了强有力的限制和条件。现行制度仍然保持以诊所层面救治为主、以回诊患者为重点、禁止专门从事非面对面救治的机构的基本架构，同时仍保持面对面救治的原则。特别是，主要允许在一定时间内在同一医疗机构因相同症状接受过面对面治疗的患者，但在其他情况下，处方的地区和范围可能会受到限制。医院级及以上医疗机构也不能自由地为所有患者提供非面对面治疗，只有在某些例外情况下才允许，例如罕见病患者或手术后接受随访的患者。此外，非面对面处方仅限于麻醉药品等有滥用风险的药物，如果患者信息不足，处方天数或药物种类可能会进一步受到限制。最终，我们有理由将这一修订理解为既允许又加强控制的立法。

非面对面的医疗是在无法进行检查和触诊的环境中进行的，患者别无选择，只能依靠自己的陈述。尽管如此，法律并没有降低医务人员的注意义务。换句话说，形成了一种承担与面对面治疗相同级别的责任的结构，同时根据有限的信息做出决策。因此，在未来的纠纷中，不仅仅是简单的治疗结果，“在这种情况下为什么选择非面对面治疗”成为关键问题。例如，如果患者尽管出现胸痛、气短、急性疼痛或神经系统异常等症状，但没有转向面对面治疗，则该决定本身可能会被评估为疏忽。最终，在非面对面医疗中，重要的是要审查是否需要在接受医疗的同时转向面对面治疗，并明确说明该决定的依据。不仅按原样接受患者的陈述，而且通过额外的访谈排除危险信号，成为法律辩护的核心。

非面对面治疗中最常见的问题是处方。如果按照患者的要求重复开药或未经充分确认就开药，这可能会被评估为超出简单过失的违反医疗法的行为。特别是涉及可能滥用的麻醉品或药品的情况下，可能会被判定为不道德的医疗行为，可能导致执照被吊销，如果合并保险索赔，则可能会扩大到刑事责任。此外，如果在没有进行实际检查的情况下创建病历或提出索赔，风险会进一步增加。

实践中出现的很多纠纷都是源于医务人员的良好意愿。这包括接受患者请求的情况，“请开出与我一直服用的药物相同的药物”，或者针对看似轻微的症状给出简单的非面对面处方。但如果这个过程中病人的病情没有得到充分的确认，一旦出现问题，关键问题就变成了“检查是否充分”，而不是处方是否合适。特别是，在将重病误认为是轻病的情况下，缺乏判断力而转向面对面治疗可能会被评估为直接过失。

责任在医护人员……关键在于是否“正当防卫医疗”。

非面对面医疗虽有平台化，但法律责任不分散。即使出现患者信息传输错误或系统故障，最终的治疗决定仍由医护人员做出。例如，在身份验证不明确的情况下，仅通过监护人的解释难以确定病情时，仅通过音频而没有视频难以确定情况时，或者由于连接错误而中断采访时，建议建立标准来指导亲自就诊或急诊室就诊，而不是继续治疗。

许多医务人员倾向于将非面对面医疗风险视为简单的医疗事故问题，但实际上，行政和刑事风险往往比民事风险来得更快。患者的民事诉讼需要时间，具体取决于因果关系的证明，但行政调查、当地确认和护理福利审查可以更快地进行。如果在不符合非面对面待遇要求的情况下提出索赔，可能会被评估为不公平索赔，不仅可能导致追偿，还可能导致停业或罚款。尤其是，如果处方本身不合法，甚至药品费用也可能需要报销，这给医疗机构带来了不小的负担。

归根结底，重要的不是“因为危险就不做”，而是“建立和运营一个能够控制法律风险的架构”。显然出于管理原因需要引入非面对面处理，但前提是建立安全操作标准。因此，非面对面医疗时代医务人员必须问自己的问题很简单。这不是“我可以提供这种治疗吗？”的问题，而是“当我提供这种治疗时，我可以合法地解释和辩护自己吗？”在这个标准下，非面对面治疗的整个流程必须重新设计，从受试者、问卷、处方、记录、索赔和平台利用。非面对面就医是不可避免的趋势，但我们必须记住，毫无准备的介绍总是可能导致医务人员陷入最危险的法律陷阱。

|贡献|尹素英律师，律师事务所大纶

[查看全文]
[投稿]全面允许非面对面治疗，医务人员必须注意的“法律陷阱”（链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