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一休育儿假，我的职位就被剥夺了” 育儿假依然困难重重

“育儿假结束后的第二天，公司告诉我要清理办公桌。一位新员工将坐在那里。我很后悔。”

A 先生最近因妻子的出生而请了育儿假，他抱怨说他对接下来的六个月感到害怕。该公司表示，他们鼓励育儿假，但他一休假，他们就立即清理他的位置，并安排另一名员工接替他的位置。

A先生从同事那里听说了这个情况，抱怨道：“我心里很不踏实。”这是因为人们认为复职后可能会在人事问题上遇到不利或歧视。

随着低出生率和人口老龄化的日益严重，政府正在努力通过鼓励育儿假来提高出生率，但在我们社会的某些地方，像A先生这样对育儿假感到担忧的人还有很多。

事实上，在民间团体“工作场所Gapjil 119”的前一天10日，在报告《对可以怀孕、分娩和育儿的工作场所的建议》中，与A先生类似的担忧接受咨询的人很多，其中包括有关权力滥用现状和分娩和育儿制度改进的信息。

该组织对去年1月至今年5月收到的与怀孕、分娩和育儿虐待有关的电子邮件报告中的41起案件进行了分析，结果发现，最常见的不利类型（重复计算）是“工作场所欺凌”，占63.4%（26起）。

此外，“不公平的评估/任命”（31.7％，13例），“拒绝缩短工作时间等”。 （24.3%，10 例）、“解雇/建议辞职”（12.2%，5 例）、“拒绝使用年假”（12.2%，5 例）。

该组织通过公开招募发现的8起滥用权力的案例也表明，连产假、育儿假等基本制度都不容易使用。

A说：“当我说产假结束后我会使用育儿假时，经理非常不高兴，并试图劝我不要使用育儿假。”

对此，该组织认为，“仅仅通过完善孕产妇权利制度和强调‘解决低出生率’的必要性，很难解决问题。我们需要从性别平等的角度改善整体工作条件，提高制度的有效性。”

他接着指出，“韩国社会正在建立保护女性劳动权、母权和父权的制度，但这些还没有真正落实到基层。”

与育儿假相关的大纶律师事务所的金多银律师当天在与世界日报的电话中指出，“现行育儿假制度正在根据受益人的需求不断进行改革，随着社会共识的不断提高，一些企业开始将育儿假制度作为基本规则来保证，但也正在积极为育儿假人员实施更积极的制度。”

他举例说，“事实上，大纶律师事务所保证现有的育儿假制度为标准，此外，还保证在家工作，以保证孩子的照顾和收入水平的维持。”

“然而，在孕产妇保护方面尚未达成共识，因此有很多企业没有很好地遵守。因此，对不保证育儿假的企业的制裁越来越严厉，育儿假待遇的确定标准也变得越来越严格和复杂。”他说。 “关于育儿假后复职的问题，规定育儿假结束后，用人单位必须重返工作岗位，并支付与育儿假前相同或相当的工资水平。他指出，“应优先考虑重返与之前‘同样的工作’。”

不过，他表示，“如果有组织重组等不可避免的原因，有可能重返其他工作岗位，但即使在这种情况下，也要求该工作岗位支付同等水平的工资。”

他补充说：“因此，与其等待报告，不如主动检查各企业是否妥善保障了这一制度，或者对充分保障育儿假制度的企业实行政府补贴或企业评价福利等制度，使各企业能够主动保障育儿假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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