釜山损害赔偿律师协助案例| 医疗事故受害者成功请求损害赔偿

委托人有一位70多岁的年迈母亲。

母亲因脑部疾病行动不便，长期以来一直在疗养医院接受康复治疗。

包括委托人在内的家属每周都会前往医院探望，了解母亲的状况。

但随着COVID-19疫情蔓延，医院全面限制探视，委托人也只能通过电话了解母亲的状况。

后来，医院工作人员给委托人打来了电话。

对方称，母亲出现了肺炎症状，医院虽尝试治疗，但其病情逐渐恶化，需要转送至其他上级医院。

于是，委托人立即联系医院并开始办理转院。

然而在此过程中，委托人目睹了令人震惊的情形。

母亲单侧腿部严重肿胀，身体多处还发现了压疮。

立即进行检查的医务人员解释称，母亲腿部发生骨折，周围充满脓液，情况十分严重。

医院随即开始手术，但由于脓肿情况极为严重，无法彻底清除。

委托人因此甚至将母亲转送至其他地区的大学医院，但得到的答复只是目前没有可以实施的治疗方法。

最终，委托人的母亲只能接受抗生素治疗，而长期使用抗生素又导致其血液指标出现异常。

因此，委托人和母亲为了接受检查不得不再次转院，并承受了副作用带来的痛苦。

委托人认为医院的过失十分明显，决定提起相关损害赔偿诉讼。

韩国《医疗事故损害救济及医疗纠纷调解等相关法律》第2条（定义） 本法所使用术语的含义如下。
1.“医疗事故”是指保健医疗人员（包括依照韩国《医疗法》第27条第1款但书或《药事法》第23条第1款但书获准实施相关行为的人员）对患者实施诊断、检查、治疗、药品处方及调配等行为，导致人的生命、身体及财产遭受损害的情形。

韩国《民法》第750条（侵权行为的内容）
因故意或过失实施违法行为并给他人造成损害的人，应当承担损害赔偿责任。

“负责人的生命和健康的医生，鉴于其业务性质，负有为防止危险所必需的最佳注意义务。因此，医生应当充分关注患者的状况，并依据诊疗当时的医学知识，综合考虑治疗方法的效果、副作用等一切情况，尽到最佳注意实施治疗；该注意义务的标准应依诊疗当时所谓临床医学实践所达到的医疗水平确定，但该医疗水平应理解为规范上所要求的水平，不考虑相关医生或医疗机构的具体情况。此外，在因违反医疗行为上的注意义务而提出的损害赔偿请求中，如受害方证明在一系列医疗行为过程中存在基于一般人常识可以判断的医疗过错行为，并证明除该系列医疗行为外，不可能有其他原因介入行为与结果之间，则应推定医疗过错与结果之间存在因果关系，减轻证明责任，从而使行为方承担损害赔偿责任。”（韩国大法院2000. 1. 21.宣告98다50586判决、韩国大法院2012. 1. 27.宣告2009다82275、82282判决等参照）。

被诉疗养医院表示，其对母亲的骨折不负责任。

院方主张，骨折本身并非发生在其医院内。

但委托人一方无法接受这一说法。

这是因为母亲在转送至上级医院后立即接受检查并被诊断为骨折，医生还表示其患处积有大量脓肿。

严重到难以清除的脓肿不可能在短短数小时内形成。

釜山律师强调，正是因为医院未实施妥当的医疗行为，才导致了这些副作用。

案件调查结果显示，在母亲被转送至综合医院约一天前，医院护士便发现了她的腿部肿胀。

护士因此询问母亲“是否曾摔坐在地上”，但母亲回答没有。

院方以这段对话为证据，主张当时不存在足以怀疑母亲跌倒或骨折的情况。

但这一主张同样是错误的。

委托人的母亲患有痴呆症。

即使身体疼痛并感到不适，她也很可能无法准确表达自己的状况。

此外，委托人的母亲因基础疾病而无法正常使用一侧身体，因此其摔倒或跌落的可能性远高于其他患者，医院对此也知情。

然而，医院医疗人员即使看到母亲腿部肿胀，也只是进行了询问，并未采取检查等进一步措施。

釜山损害赔偿律师指出了医疗人员的上述过错，并强调其应对母亲健康状况恶化承担责任。

一旦遭遇医疗事故，患者及其家人所承受的身体和精神损害往往十分严重。

因此，许多患者会考虑通过提起诉讼挽回损失。

但诉讼中的对方大多是专业医疗人员。

普通患者大多不具备医学方面的专业知识，因此从审判开始便可能处于不利地位。

损害赔偿律师所属的大倫律師事務所由专门处理医疗纠纷的专业律师组成团队，提供一站式法律服务。

同时，在拥有丰富医学知识和临床经验的医院从业经历医疗顾问团队协助下，可以快速、顺利地推进诉讼。

如果您成为医疗事故受害人并正在考虑提起诉讼，敬请联系釜山损害赔偿律师所属的大倫律師事務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