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ujeyeok被判三年有期徒刑确定后仍未结束……Tzuyang胁迫案为何走到“裁判宪法诉愿”

YouTuber Gujeyeok（本名李俊熙）以扬言公开受害者 YouTuber Tzuyang（本名朴正元）私生活为由要求钱财，并实际收取约5,500万韩元，因此被提起公诉。

该案被认定为以胁迫为手段获取财产的行为，韩国《刑法》规定的敲诈勒索罪成为核心争点。

案件发生于2023年2月前后。

经调查，Gujeyeok以“会帮忙处理，使私生活疑云不被公开”为由向Tzuyang施压并要求钱财，在此过程中收取了约5,500万韩元。

一审和二审均认定该行为有罪，判处三年有期徒刑。

尤其二审判示：“利用受害者的弱点，以不公开私生活为条件勒索财物，犯罪情节恶劣，且受害金额相当可观。”

此后Gujeyeok不服判决提起上告，但最高法院也认为原审判断不存在法理误解或审理不周，驳回了上告，三年有期徒刑最终确定。

但是，Gujeyeok表示在最高法院判决之后还将提起裁判宪法诉愿，继续对判决提出争议。

辩护人一方对以下问题提出质疑：在电子数据取证过程中未保障犯罪嫌疑人及辩护人的参与权，在搜查扣押过程中广泛收集了与犯罪嫌疑无关的私人对话及个人信息，且部分资料被用作有罪判断的依据。

最终，其主张这相当于侵犯宪法上的私生活秘密及个人信息自决权，并违反非法收集证据排除原则。

另一方面，受害者一方对因提起裁判宪法诉愿而使案件再度延续的情况表示担忧。

在确定判决后已认为案件了结的情况下，出现了程序可能再次进行的可能性，从受害者的立场看，法律与心理上的负担可能反复，这作为新的争点被提出。

在本案中，比刑期更值得关注的是Gujeyeok一方在最高法院判决之后仍预告将提起裁判宪法诉愿这一点。

此次裁判宪法诉愿的预告，超越了单纯的不服，公开表明了即便在确定判决之后也要争议到底的意志，因此更受关注。

如此，裁判宪法诉愿制度开始被认识为在确定判决之后仍能以宪法权利为标准进行争议的手段，今后有可能对刑事案件的应对结构产生影响。

裁判宪法诉愿是一种即便对确定判决，也可以以宪法权利受侵害为由再次请求判断的制度，是司法改革三法的核心要素之一。

如果说以往是以最高法院判决使案件了结的结构，那么如今则开辟了可以额外接受宪法法院判断的途径。

这是从司法判断也应受宪法约束的观点出发而引入的，可视为不仅对刑事案件，也对民事及行政领域整体产生影响的制度性变化。

不过，鉴于裁判宪法诉愿并非重新判断事实关系的程序，其作为推翻实际判决结果之手段并不容易发挥作用，很可能仍停留在有限的救济手段。

随着裁判宪法诉愿的引入，在确定判决之后的一定情形下也可以进行争议。

不过，这并非重新审查事实关系，而是以宪法权利是否受侵害为中心进行判断。

例如，是否违反正当程序、是否违反过度禁止原则等，可能成为主要判断标准。

也就是说，仅以结果不利为由是不够的，必须在审判过程或法律适用上存在宪法性问题。

在平台环境中发生的刑事案件与传统犯罪类型不同，其信息扩散结构与收益模式相结合，呈现出法律风险更为复合地扩大的特征。

此次Tzuyang胁迫案展示了这种基于平台的犯罪结构如何实际延伸为刑事责任。

Gujeyeok以通过YouTube频道形成的影响力为基础，预告公开私生活，这超越了威胁，成为直接影响受害者收益结构与声誉的压迫。

在平台环境中，特定言论或信息公开会立即作为内容被消费，并具有与点击量、广告收益、赞助合约直接挂钩的结构，因此“公开曝光”行为很可能超越单纯的胁迫，成为同时产生经济与社会损害的手段。

此外，YouTube及社交媒体等平台具有通过算法使刺激性信息在短期内扩散的结构，因此案件的波及力往往比一般线下案件扩大得快得多。

正如本案所印证的，胁迫、敲诈勒索等行为并不止于刑事问题，还会与频道收益、赞助关系、订阅者信任等相结合，扩展为同时产生民事损害赔偿及声誉损害问题的复合法律结构。